1949年10月1日,天安门城楼上五星红旗迎风招展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响彻云霄,唯独城楼正中悬挂国徽的位置空空荡荡。
这并非筹备疏忽,而是因为面对上千份投稿,新中国的国徽方案始终未能敲定。开国大典在即,周恩来最终拍板:“与其草率决定,不如暂时空缺。”
早在三个月前,《人民日报》已刊登征求国徽图案的启示,明确提出三个核心要求,体现中国特征、展现政权属性、兼具庄严与富丽。短短一个月内,海内外寄来112件方案及900余幅图案。
评审委员们反复讨论,却发现这些作品总有缺憾,有的过于传统,有的偏重现代,有的则不够庄重。直至9月下旬,国旗与国歌已尘埃落定,国徽却成了悬而未决的难题。
当公众投稿不尽如人意时,重任落到了专业团队肩上。中央美术学院由张仃、钟灵领衔,清华大学营建系则由梁思成与林徽因挂帅。
展开剩余80%彼时的林徽因刚经历肾脏切除手术,肺病缠身,却毫不犹豫地接下使命。她在病榻上铺开图纸,对担忧的家人说:“这是新中国交给我们的信任,怎能辜负?”
被遗忘的初稿美学
病室灯光彻夜未熄。林徽因翻阅大量古籍,目光最终停留在战国玉瑗上,圆环形玉璧自古象征“完璧归赵,天下归一”,恰能诠释新生共和国的统一理想。
她提笔勾画,以温润玉色为底,中央镶嵌金色五角星,象征中国共产党;四颗小星环绕,代表四大阶级;一条红绶带贯穿玉环,寓意人民大团结;底部麦穗与齿轮交错,呼应工农联盟。
金红玉三色交融的设计,在评审会上引发惊叹。有委员轻抚图纸感叹:“这‘金镶玉’的构思,比2008年奥运奖牌早了半个多世纪!”方案中暗藏的汉代铜镜意象更显匠心。
当光线掠过浮雕般的纹样,玉质底托映衬金色元素,既富东方神韵,又具现代美感。林徽因在笔记中写道:“玉有五德,仁、义、智、勇、洁,恰是新中国应有的气度。”
与此同时,中央美院团队提出截然不同的方案。张仃以正阳门为灵感,将天安门置于国徽中心,上方红星照耀,背景是光芒四射的地球经纬线。
其设计充满视觉张力,尤其背面图案中,鲜红中国地图被31道光芒环绕(象征31个省级行政区),革命激情喷薄欲出。
天安门的胜出:为何“不合适”?
1950年6月的评审会上,两支团队展开激烈交锋。林徽因的玉璧方案虽获美学赞誉,却有委员直言:“典雅有余而威严不足,作为政权象征略显单薄。”更现实的质疑在于:玉璧意象过于抽象,普通民众难以直观理解其政治内涵。
反观张仃的天安门方案,其优势触动了评审们的神经。这座建筑不仅是明清皇城象征,更是五四运动策源地、开国大典举办处,堪称连接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精神坐标。
当有人担忧天安门代表封建皇权时,周恩来一锤定音:“天安门见证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,它早已属于人民。”
方案之争折射出更深层的理念碰撞。林徽因曾批评央美初稿:“国徽不是风景画,更不是商标!”她坚持国徽需超越具象符号,承载文明精髓。而央美团队则反驳,若民众无法一眼读懂,再高的艺术境界也是空中楼阁。
争议中闪现转机。周恩来敏锐发现双方共通点,麦穗元素,随即提出关键补充:“中国农民不只有北方麦田,还有南方稻浪,国徽该有稻穗才完整。”当晚他冒雨探访梁家,看到抱病的林徽因仍在修改图纸,轻声道:“加几株稻穗吧,让天下农民都看见自己。”
线条之争
在最终方案融合阶段,一个细节显露林徽因的历史洞见。学生用繁复的康乾线条修饰齿轮边缘,她立即制止:“去找霍去病墓前的汉唐线条!”学生不解:“康乾线条更华丽,不是更显庄严?”林徽因掷地有声:“清朝带给中国百年屈辱,汉唐才是盛世气象!”
她铺开汉砖拓片解释:汉唐线条如霍去病墓石雕,朴拙雄浑中自带磅礴气度;康乾纹饰虽精致,却浸透封建末世浮华。当国徽最终采用简洁刚健的汉唐线条时,浮雕质感顿生,恰似汉阙唐碑的千年风骨。
病榻上的林徽因收到整合任务,她将天安门置于玉璧中央,稻麦环绕齿轮,五星悬于上方。团队测量天安门原始比例,将斜投影改为正投影,拉开华表间距,建筑瞬间庄重如山。梁思成笑称:“这就像汉镜镶金玉,既有古韵又有新魂。”
1950年6月20日,周恩来主持终审。清华方案因更契合“庄严富丽”标准中选。当秘书冲向电话报喜时,林徽因已咳血晕倒在图纸旁。三个月后,她设计的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,那个曾被她的图纸反复描摹的地方。
永恒印记
1951年国庆,林徽因裹着毛毯坐车来到天安门广场。当朝阳映亮城楼上的国徽,鎏金线条在红底上流淌光芒,她轻声道:“这红色里有我们熬过的夜,金色里有汉唐的魂魄。”女儿梁再冰后来回忆:“母亲凝视的不是图案,而是整个民族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身影。”
当年落选的玉璧方案,静静躺在清华档案室。有网友看到扫描稿后感叹:“审美超前了半个世纪,但天安门确实更合适。”历史的选择或许严苛,但那些金玉交辉的草图上,仍闪耀着一个女建筑师的文明守望,她用最病弱的躯体,托举起最厚重的中华象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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